人民怎么评价张五常

网上有关“人民怎么评价张五常”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人民怎么评价张五常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经济学家.

爱国者.

有操守的爱国者.

不哗众取宠,

纯粹的经济解释学派,主张经济学的根本是解释经济现象.

现在年逾古稀,不会在乎别人对他的褒贬,他发表的东西都是从理论推导出来,并且以现实为基础.

不像有些人只为了取悦大众而发表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哗众取宠

目前在大陆发行的书有 五常学经济/多难登临录/新卖桔者言/货币战略论等,其代表作是<经济解释学>应该是三卷本的.另外新浪有他的博客专栏

反对中国搞最低工资标准和经济适用房制度,认为中国工人工资的下限由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政府不应当为了博取名声或者政治上捞分去剥夺贫苦百姓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正在发挥很大的负面作用,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好东西.

楼下的说张五常逃到中国,不知你指的是什么?你是说香港吗? 80年代的香港好像还不属于中国吧,即便是现在 香港也是有独立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如果真如你所言 美国警方完全可以请求港府引渡.

另外 发表言论最好要有真凭实据.否则只会被人看不起

张五常对于人大教授批评如何回应的？

就目前的现状，“应该不应该开发秦始皇陵”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论不休。著名学者张五常建议打开始皇陵，引发争论。

核心提示：10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的文章，立即吸引来广泛关注，截止到10月18日，点击量超过了23万，跟帖评论者很快也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大阵营。张五常为什么要提出来开挖秦始皇陵？在他看来秦始皇陵的开挖能带来什么？考古界对打开秦始皇陵怎么看？现在技术能否保证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始皇陵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和发掘？

张五常建议打开秦始皇陵

10月6日，在新浪张五常的博客上出现了一篇《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随后很快被推荐到新浪博客首页上，并被制作成了专题。

张五常在博客中写到，秦始皇这个人不容易明白：一方面有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发神经，很大的神经。记载说，始皇陵建了39年，动员70多万人，为了保守秘密，最后不少建墓者被杀掉，或被迫陪葬。秦始皇的墓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现在被誉为天下第八奇迹的兵马俑，只是其中一小角而矣。

“始皇之陵，对人类文化的启示，应该超于埃及的所有金字塔。”张五常说，当他见到墓地主场大山丘的外观，就很想知道内里的设计如何，放着什么样的物品。

张五常认为，像他一样愿意花钱到秦始皇陵，细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的人应该有很多。赚这种钱对社会有利，对世界有利，说不定西方的君子会多一点敬重我们的以往。

“众人皆说，不打开始皇之陵，是因为打开会受到氧气的侵蚀，部分文物会受损。问题是如果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或有等于无。要打开才有价值，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问题是何时打开才对。”张五常还称，现在打开秦始皇陵墓是个大好时机。

他说，今天科技没有问题了，可以做到应有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处于稳定、繁荣时期。始皇陵内之物是炎黄子孙的公共财富，没有谁可以占有，但看一下应该是很过瘾的。

建议打开秦始皇陵的人自述：如果我是秦始皇

“预计门票每年可收25亿元”

“如果打开秦始皇陵，每年仅门票收入就可达25亿元。”10月13日，张五常再次在博客发表文章，为打开秦始皇陵算起了经济账。

据张五常掌握的数据，去年到西安旅游的游客达到2400万人，其中77.6万人是国外游客，旅游收入178余亿元，其中国内游客每人在西安的平均消费人民币620元，国外游客人均消费4200元，而到兵马俑的参观者只占总游客的8%。

“如果打开秦始皇陵，前往参观的人肯定要比去参观兵马俑的人多得多，因为在秦始皇陵中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不可预知，但墓地广大50平方公里，就算空空如也，在墓内行一遍也值钱。”张五常称，如果安排得好，秦始皇陵每年大约可以接待500万参观人次按照每人收费人民币500元，每年门票收入是25亿，打开始皇陵墓给西安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打开陵墓及维修保养的所有费用。

张五常认为打开秦始皇陵还有助于开发西部，还能间接地焕发洛阳、郑州、开封等城市活力。

“该不该打开陵墓”引发激辩

张无常在新浪等上都拥有自己的博客，他的《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文章几乎同时出现，随即在各个网站成了的热点话题。按照张五常的说法，这篇文章在他的新浪博客上，一天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0万，最高时一个小时内有4万余人阅读，文章总访问量超过了23万。

争议很快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认为，现在确实应该打开它，秦始皇陵墓充满了神秘，打开肯定能给世界一个不小的惊喜。

记者就此问题也采访了一些郑州市民，市民肖良志说他支持打开秦始皇陵墓。他认为秦始皇陵墓总有打开的一天，现在开，也许保护技术还跟不上，会造成文物质量下降20%，可几百年后再打开，所遭遇的风吹雨打甚至是盗掘的风险，会使文物的质量下降更快。

但反对打开秦始皇陵墓者也不在少数，一位名叫清香欣苑的网友称，始皇陵是祖宗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更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如果我们把陵墓掘开了，挣钱了，我们的子孙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郑州市民王先生说，他出生在陕西临潼，在是否打开秦始皇陵的态度上，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之所以参观秦始皇陵的人络绎不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神秘性。如果不远的将来，它真的被打开了，一时肯定会轰动世界。但当世人撩去它神秘的面纱后，看的久了，自然就产生“审美疲劳“，来参观的人会大量减少。目前国内的考古技术还不成熟，谁可保证出土的文物万无一失呢？我们当代人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只图一时的冲动与快感去开掘始皇陵墓，那么，后人非但不会赞扬我们的聪明睿智，反而可能会痛责我们因急功近利而导致后患无穷的愚蠢之举。另外从现在始皇陵墓的安全性角度看，那里的安全防范措施、手段还是比较令国人放心的，大可不必担心会给一些盗墓贼可乘之机，偷走国宝。

技术是打开陵墓的最大门槛

张五常在看了别人对他文章的评论后也总结说，反对他提出打开秦始皇陵的理由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不该干扰先人之墓，另外一个是目前的科技还不到位，不能防止氧气侵蚀。

张五常也认为因为氧气侵蚀文物而不能打开秦始皇陵，以防文物受损很有道理。但他又称，他研究文物20多年，知道主要是彩陶的颜色在曝光或遇氧后会变，但加以适当保护可以持久。

张五常提出的“打开秦始皇陵墓”的言论在考古界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考古界人士说，秦始皇陵墓什么时候打开，是不是打开，不应由经济学家来说，毕竟考古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考古发掘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工程，陵墓的打开应该由考古学家来认真的论证才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占扬说，从他获得的信息来看，考古界对现在打开秦始皇陵均持反对态度，因为发掘后，从技术上来说，不能保证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特别是壁画、陶器、纸质、绢质、丝质等文物的保护现在还是难题。另外打开秦始皇陵也和我国“保护为主”的考古发掘政策不符。

“如今几乎没一个国家主动开掘帝陵。”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也表示，技术上的瓶颈常常会使文物的开掘成为破坏。秦始皇陵兵马俑在刚开始发掘出来时，表面有艳丽陶彩，但现在已经逐渐黯淡，甚至变黑；在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中，千年鲜桃却转眼化成一摊水。因此，“尽量不主动发掘”的理念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共识。

始皇陵是否发掘没必要讨论

“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讨论秦始皇陵以及其他帝王陵墓的发掘问题，因为目前对现有的文物遗址遗迹还没有保护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发掘帝王陵墓为切入点，以文物带动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认为，打不打开秦始皇陵，什么时候打开秦始皇陵根本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构成发掘秦始皇陵墓的借口。

段清波在接受《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采访时说，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帝王就有490多位，这还不包括像春秋战国阶段诸侯国的王侯陵墓，以及藩镇割据、贵族叛乱、太后临朝、农民起义称帝者。这些不同时期社会最高等级者的墓葬，很自然地就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去发掘他们。另外帝王陵墓中的东西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丰富，如果发掘的话，非常有可能让我们失望。做过考古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考古发掘中都遇到过被历代盗墓贼盗过的墓葬，在业界还有“十墓九空”说法。我们还发掘过不少没有任何盗洞的大型墓葬，但最后发现一些墓葬竟是空墓，里面的文物被盗一空。

段清波也称，目前就技术上来说，我们国家还仍不具备发掘秦始皇陵墓所需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些陵墓内，文物和周围的环境已经达到平衡，如果发掘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如何解决发掘前后的环境变化和文物遗址相协调，如何制定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以及永久性保护的操作措施，目前还都是难题。

段清波还说，另外不可预知、估量和预测的还有实验室内的方法技术成熟与否和实际运用之间的距离，以及文物保护的可验证性和必须确保措施成功要求之间的不可知性，更为现实的是文物保护的理念能否得到切实地实施，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解决情况丛生的文保难题，持久的资金投入能否得到体制性的保证等等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撰写了《***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文章批评了张五常、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称他们鼓吹的“私有制万岁”有问题。

对此，张五常今日上午在新浪博客发文回应称，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张五常表示，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没有一项是自己的作品。希望周教授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回应全文如下：

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内地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篇文章在网上炒得热闹，不少朋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历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朋友太多，而香港的《明报》一月十六日以大字标题《党刊转载轰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文章》作报导，我因而追查周新城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

周教授提到我说的话有不少问号，而其中最奇怪的是说在某干部会上，“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历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更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私产”这一词的观点。

自私三解

英语private这个字译作“私”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中国文化对“私”这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一个伟大文化的传统。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说的自私（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说服力。但在经济学上，我不采用这个自私的阐释。

第二个看法，是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是源于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见伸延，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争议。阿尔钦说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自私概念可不是自然淘汰，也不是天生自私。

第三个自私看法，我常用的，是自私源于经济学的一个武断假设。在这假设下，究竟人类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地说，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是经济学说的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你给一个小孩子两个选择，同样的糖果他可以选一颗也可以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一般化是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没有这定律就没有我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学。这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一个人对这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其转变导致需求量的转变，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需求定律也是一个自私定律。经济学可以不谈自私，但不可以不用需求定律。那所谓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化为“自私”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自私，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我就要用需求定律这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需求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自私”或“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是这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需求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不多管这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自私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自私的，我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着需求定律。

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一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可以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可以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一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观点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内对北京的朋友解释得清楚。他们重视该文。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定律的观点。科斯说，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fee?simple?absolute。

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争取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开放改革前的经验。我们可以不谈私产，甚至不用“私”这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然而，采用市价这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律了。

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我跟着说：“中国***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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